8个月前，我签下合同，在家附近租了一个小院子做我的办公室。终于摆脱了居家办公随时被打断的烦恼，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。

朋友八月很为我高兴，她送了我一张人体工学椅，说，希望我能在这个办公室里赚到一百万。8个月过去，现在离100万只差97万了。

所以这不是小某书上那种成功创业走向人生巅峰的女性独立故事，更像一个娜拉出走的尝试，是一次从狼狈到从容的自我拯救。

去年3月，我在一个商场的肯德基点了一个鸡肉卷，坐下来准备吃完再去楼上的奶茶店写东西。

柜台里有一个机器一直不停地传出“叮咚”声，它催促着店员们忙个不停，几乎也以同样的压力在耳边鞭打着我。我试着忽略掉它，慢慢地吃着鸡肉卷，却在想要吞下最后一口时，突然感觉到心跳加速，张开嘴巴，无法下咽。那种感觉让我心慌。

我带着电脑逃出了餐厅，想回到奶茶店去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但店门口不断循环的喇叭声开始敲打我的耳膜，我的胸口像塞了一头牛，在里面不停地冲撞着，要出来。我不知道自己是要吐，还是要发疯大叫，或者都想。这两个看起来都不好。

我几乎是捂着耳朵，下了电梯，耐着性子控制住飘忽的双腿，一步步挪出了商场。外面车声人声依然刺耳，我逃一样地躲进了车里。

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受。恐慌中，我同时感觉无比孤独。想要向谁求助，又同时想要远离所有的人。

我不敢回家，因为一进家门，2岁的孩子就会扑过来喊妈妈。我害怕自己在那一声呼叫中碎裂开来。我最害怕的是，这个惊恐带来的那种软弱不堪，让我担心自己不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。而每一个尖锐的环境杂音都在继续削弱我的意志，让我以为它一次发作就再也不会好了。

那个下午，我慢慢地把车开到一个远离车流的小树林里，在手机上慢慢地写下整个过程，包括那每一个细致的担忧。那是下午3点，天还亮着，我无处可去，坐在车里，在离家几分钟远的林子里。

后来我还是回家了，平静地去应答孩子的一声声妈妈，也平静地像平时一样地和家人打招呼，说句话。但我不知能和谁说这件事，因为它不体面，它难以被理解，它说明我很脆弱。我只有和手机里的AI对话。它告诉我，很多人一辈子中至少会经历一次惊恐发作，通常是压力过大而触发的。

我想起自己这几个月甚至一年多来的状态：生孩子后，家人希望我先照顾好孩子，但我害怕被无边无际的家务和养育埋没在家里。我努力不让自己落入这种无法选择的境地，觉得只要找到一份工作，为家庭创造了收入，就能逃离被动的处境。

然后我经历了频繁找工作、被炒、再找工作不顺的一系列流程，同时要照顾孩子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发现自己甚至无法坐下来吃饭，恨不得扒两口就走。因为内心仿佛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在追着我跑：你有价值吗？

无意中，我似乎默认了这个社会在性别分工上的价值排序，变成了一只试图逃离金字塔底端的蜗牛。但每一次掉落，都让我觉得是不是我落伍了，时代的列车已经远远地抛下了我？直到惊恐发作我才发现，在各种角色和责任的交织下，我已经被压力压得变形。

我像一个面团，揉进了妈妈、职业、家人的角色中，而完全没有自己的空间。

我开始求助于心理咨询。在现在看来，这给我打开了一个走出失控状态的出口。

惊恐发作后，我买了一块乒乓球拍对着墙练，想让自己能从身体上放松下来，缓解压力。但我在打球的时候很心虚。有一次，咨询师问我，为什么你会觉得锻炼身体会心虚呢？

我说，是公公婆婆替我带孩子（说到这里我停下来，补了一句：难道只是替我吗？？），我才有时间写东西、找工作，把这时间花在别处，尤其花在运动上，让我感到心虚。

她说：把时间花在你自己身上，就会感觉到心虚？

我说，好像是这样。说到这里，我几乎沉默下来。

咨询师说：你照顾自己，不是什么浪费时间。只有把自己照顾好了，才能照顾好其它。

她没有说“其他人”，而是说“其它”。照顾自己不是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人，而是当我想去做别的事时，才能真正投入地去做。而照顾自己的主体，只能是我自己。我开始重新意识到，自己的第一责任不是妈妈、家人或者“独立女性”，而是对自己的责任。

我开始考虑放弃求职，重新拿起断更了两年的自媒体，同时接了一些兼职项目。两三个月后，差不多能养活自己了，我有了租个办公室的想法。想法的初衷是：能不被孩子的需求和家中琐事打断工作，拥有独立私密的空间，专注地干活。

我和伴侣、婆婆说了这个想法。但她们都觉得没必要。伴侣觉得收入还不稳定的时候，没必要多这一笔开支。婆婆也觉得这样很浪费。我虽然嘴硬说这是我的事，但其实内心也是一波三折。

我在纠结和反复中度过了好几个月。和咨询师谈到租办公室的想法时，她每次只是笑着听着，没有鼓励也没有很明确的反馈。有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期待她同意我，鼓励我，其实是想听到她说：你值得。你值得拥有这样一个空间，哪怕为此承担一点风险。

这句话在我心里浮现时，我突然释然了，不再期待她明确地回应，也不再期待伴侣和家人能够理解。今年2月，我签下了租房合同，拥有了一个独门独院的办公室。

图 /《想做饭的女人和想吃饭的女人》

8月的一天，我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办公室地板的瑜伽垫上闭目养神，一个念头从脑子跳出来：现在这个空间完全属于我了。

那一刻我惊讶得睁开了眼睛。这个念头让我喜悦，也让我惊讶——我竟用了半年时间，才开始感觉到真正拥有了这个独立的空间。我觉察到自己在安静地笑。

这个办公室有十多平方，一共放了五件家具。除了房主留下的一张大红色人造革皮面的长沙发和立柜空调外，其它的家具都是我从二手市场淘回来，以及朋友八月送我的。

房间几乎中央的位置放了一张一米八乘两米的实木办公桌，我太喜欢这张桌子了。宽大的实木台面，让我想起电影里看到过的很多作家的书桌。感觉只有这么大的桌子，才能容得下我要做的事。

桌子后面，是八月送我的那把黑色人体工学办公椅，一千多块，是整个办公室最贵的家具。她说我坐在上面会挣回几百倍的钱。

桌子对面能看到沙发后面靠墙放着朋友栗子写给我的字，“我们就是彼此的故乡”。那是房里唯一的装饰。

还有一个落地实木书架，放满了还没怎么翻过的书。

刚搬进来时，这里还不是这样。

房主留下了一张沙发、一个空调和一张玻璃面的小餐桌，宽不到一臂长，我刚来时只带了一个电脑，猫在这张小餐桌上工作。某天我从桌边站起来，看了一下办公室，突然意识到，空间虽然独立了，但我并没有感受到比上班、在家办公时更多的自由。

因为当初那双自我监督、不允许时间浪费的的眼睛，从家里卧室，一直跟着我来到了这个办公室。我感觉自己的后背仿佛突然有一根把我提起来的线，让我不敢松懈。但在意识到内心的这双眼睛时，这根线松下来了。

我第一次擦拭了那张红色长沙发，在上面躺了下来，闭上眼睛，睡了一觉。

院子里突然冒出了野葱（后面是被我养死了的月季）。

我逐渐发现，重新掌握自己的工作自主权，意味着你能把时间花在思考上，而不是一定要不停地行动——只有不急于去证明自己，内心的那双自我监控的眼睛，才会真的闭上，我才能从那种对外交待的压力中，转向追问我自己要什么，想做什么，什么是我工作的动力，什么是我愿意长期投入时间的事情。

在搬进来的三个月后，我换掉了那张会咿呀作响的餐桌，开始拥有了现在的大桌子。我还买了一张大大的瑜伽垫，开始在业余时间锻炼身体。也会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大声朗诵戏剧对白。

这里开始变得舒服了。在时间上，在空间上，我都开始感觉到一些松绑和自由。

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，这个房子是属于我的。我能够自如地使用它了。

工作室外面的银杏树。

我不知道，一百多年前伍尔夫第一次感觉到真正拥有她的房间时，她经历了怎样的过程。

那时候她已经从姑姑那里继承了遗产，每年有500英镑的收入，能够维持很好的生活，不用背负生存压力。据说她是在出版了《奥兰多》获得成功后，才开始准备自己独立的书房的。她对创作有着看起来如此成熟的热情和经验。似乎对她来说，那种被社会时钟所训练和束缚的苦恼并不存在。

而我，借着她的眼睛的现代女性，也许应该能够看到更多更远，却依然经历了这许多的狼狈挣扎，才慢慢地从把自己从家庭的空间、社会的时间中慢慢解脱出来，不再被“我是否值得为这个空间冒险”这种问题围追堵截，也不再将自由的价值与别的东西进行比较。

独立空间本身就是需求，尽管它在很多时候显得奢侈。

弗吉尼亚·伍尔夫说：“女人想要写小说，她就必须有钱，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”

在Pussy看来，不只是写小说，无论女性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——年幼时，我们住在家长的房子里，一举一动都被规定；读书时，我们住进学校的宿舍里，一言一行都被注视；直到我们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时，我们才真正属于自己，拥有自由，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人生。